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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學習
《新中華報》:“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
發布時間:2022-11-07

  1937年1月29日,《紅色中華》改名《新中華報》,刊號延續《紅色中華》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擔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的職責,至1938年12月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華報》進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號”復刊,由五日刊改為三日刊,四開四版,使用“中華民國”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陜甘寧邊區黨委機關報,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號。次日,與《今日新聞》合并為《解放日報》。

  在艱苦環境中編輯出版

  《新中華報》先后由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管理,用紙是延安振華造紙廠生產的馬蘭紙,印刷所用油墨來自延安石油廠油礦的廢渣油燃燒提取出的煙灰,并由中央印刷廠承印,最高生產量“每月約排一百九十萬字,到一九四一年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萬字,印張三百二十令”。發行工作先后由陜甘寧邊區政府收發科、光華書店、新華書店負責,發行范圍覆蓋陜甘寧邊區23個縣與各敵后根據地以及部分國統區、敵偽區,在海外一些地區也能看到《新中華報》的身影。

  《新中華報》的編輯部最初設在延安南門外西山上的三孔窯洞里,1939年改版后的幾期時間內,該報的編輯是在清涼山上一孔大石窟內完成。隨后,編輯部遷至楊家嶺,1941年5月,再次遷回清涼山。初始時,編輯只有向仲華一人,既是《新中華報》社社長,也是該報編輯,“還要自己校對,早先還得兼管發行名單……遇到警報,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頭躲警報,坐在地上編稿子”,至1937年9月,該報改為鉛印時才調來一個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華報》便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編輯出版,成為傳播國內外重要消息的號角。

  之后,編輯人員增至四五人,有向仲華、秦芙、柳風、柳毅、辛平,后陸續又從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干部訓練班、陜北公學等處調進10多名工作人員,充實了該報的編采力量。艾思奇、柯仲平主編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苓、唐起、黃藥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曾為副刊寫稿;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領導人均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過題詞、講話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華報》先后由李初犁、曹若茗擔任主編。郁文、王輯、張映吾、葉瀾、于敏、劉力夫、吳一摼等為該報編寫人員。主要撰稿人有毛澤東、王明、任弼時、王稼祥、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崗、朱德、陳伯達、寒冰、周揚、丁玲、胡考等,薈萃了中央領導層、延安學術界、教育界、藝術界等多個領域的優秀人才。

  《新中華報》的報道特色

  《新中華報》擁有大量的通訊員。193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的邊區通訊網問題的通知》指出:“延安的黨、政、軍、民、學各機關須由黨支部指定一定數量之同志擔任《新中華報》通訊員。”同時,也有專人負責組織邊區各地工農通訊員為該報寫稿,曾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繆海棱就多次“組織延安機關、學校、工廠、部隊和陜甘寧邊區各縣通訊員為《新中華報》和新華社寫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開通訊員小組座談會,談當前報紙宣傳報道要求和寫作的基本知識”。1940年6月,《新中華報》參加了邊區新聞業務刊物《通訊》的編委會,進一步提升了該報通訊員的思想修養和采訪寫作水平,增強了《新中華報》新聞報道的規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華報》改版之前,版面多有變化,初期為兩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后,定型為四版,逢紀念日還會有增版。第一版有大量針對國內、國際、邊區熱點事件的“社論”“短評”,以及“國際新聞”“抗日消息”“前線抗戰捷報”“要聞簡報”“戰局一覽”“五日國際”“五日時事鮮剖”,主要內容有反映日軍侵華和日本國內動態,介紹抗日戰爭戰況,報道國共兩黨軍隊抗戰戰績,分析國際政治、戰爭形勢。

  第二版載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戰地速寫”“戰地通訊”“老實話”“五日延安”“邊區短訊”“小評”“來件”等欄目,該版內容較雜,分類不定,有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也有對邊區民眾日常工作學習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為邊區內部消息,有“陜甘消息”“特載”“老實話”“邊區短訊”“延安短訊”“讀者來信”等欄目,重點突出邊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發展狀態,展現邊區各項建設成果。

  第四版為副刊,先后開辟有“青年呼聲”“教育”“工人之路”“特區工人”“特區文藝”“邊區文藝”“邊區文化”“國防教育”“動員”“經濟建設”欄目,“青年呼聲”則最具特色,每期的報頭字體均不一樣,吸引了青年兒童的關注。

  “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

  《新中華報》改版以后,“政治責任更加嚴重了”,表現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張等社論專論之增多,將表現在國內國外重要新聞的增加,將表現在對全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業績更廣泛的表揚,將表現在對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抗戰經驗更有系統的介紹,將表現在對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統的反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華報》除延續前期的辦報風格外,報道內容逐步增多,社論、代論、專論、短評、時評、專載、轉載、特載、通訊、特寫、專訪、三日國際、三日戰況、國際簡報、國內要聞、邊區消息、邊區生活、黨內批評、批評與建議、讀者信箱等欄目諸多,其他如選舉運動、憲政運動、生產運動、救國公糧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新文字運動、學習運動、守時運動、防疫運動等特色欄目,皆見諸報端,欄目設置相對固定。

  《新中華報》的中縫,內容豐富。物價變動、衛生科普、代購代郵、尋人訪問、失物招領、離婚聲明、鳴謝啟事、遺失聲明等均時常刊發。此外,售書售物、餐飲住宿、儲蓄收購、金融借貸等廣告也可在中縫找到蹤影。這不僅便利了邊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使該報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另外,《新中華報》每個版面的兩側皆刊有標語口號,以呼應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開展的中心工作。為推廣新文字運動,該報的報頭既有漢字書寫的“新中華報”,也寫有新文字“Sin ZhungXua Bao”,表明該報對新文字身體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學習者對報紙的關注。

  毛澤東評價《新中華報》為“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新中華報》的“好”不僅體現在內容上緊隨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也表現在形式上的靈活性、多樣性、大眾性,更體現在讀者群體的廣泛性、報紙與讀者聯系的密切性。

  《新中華報》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的文件、規定、指示、條例、綱領、黨政軍領導人的文章著述,刊發新聞評論,創辦各類副刊、開設多種欄目,報道典型事例,并綜合運用歌曲歌謠、詩歌詩詞、標語口號、漫畫木刻畫、戲劇話劇、謎語秧歌等大眾化的形式傳播并解讀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的各項政策,版面設置多樣且趣味性、可讀性較強,數量頗多的“聲明”“探訪”等,又為該報增加了濃厚的人情味,新聞報道簡單直白,貼近群眾生活,符合邊區民眾的知識文化水平,因而,讀者覆蓋廣泛,黨政軍民學皆以閱讀該報作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種習慣,說明讀者對該報的關注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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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華報》:“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
發布時間:2022-11-07

  1937年1月29日,《紅色中華》改名《新中華報》,刊號延續《紅色中華》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擔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的職責,至1938年12月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華報》進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號”復刊,由五日刊改為三日刊,四開四版,使用“中華民國”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陜甘寧邊區黨委機關報,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號。次日,與《今日新聞》合并為《解放日報》。

  在艱苦環境中編輯出版

  《新中華報》先后由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管理,用紙是延安振華造紙廠生產的馬蘭紙,印刷所用油墨來自延安石油廠油礦的廢渣油燃燒提取出的煙灰,并由中央印刷廠承印,最高生產量“每月約排一百九十萬字,到一九四一年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萬字,印張三百二十令”。發行工作先后由陜甘寧邊區政府收發科、光華書店、新華書店負責,發行范圍覆蓋陜甘寧邊區23個縣與各敵后根據地以及部分國統區、敵偽區,在海外一些地區也能看到《新中華報》的身影。

  《新中華報》的編輯部最初設在延安南門外西山上的三孔窯洞里,1939年改版后的幾期時間內,該報的編輯是在清涼山上一孔大石窟內完成。隨后,編輯部遷至楊家嶺,1941年5月,再次遷回清涼山。初始時,編輯只有向仲華一人,既是《新中華報》社社長,也是該報編輯,“還要自己校對,早先還得兼管發行名單……遇到警報,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頭躲警報,坐在地上編稿子”,至1937年9月,該報改為鉛印時才調來一個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華報》便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編輯出版,成為傳播國內外重要消息的號角。

  之后,編輯人員增至四五人,有向仲華、秦芙、柳風、柳毅、辛平,后陸續又從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干部訓練班、陜北公學等處調進10多名工作人員,充實了該報的編采力量。艾思奇、柯仲平主編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苓、唐起、黃藥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曾為副刊寫稿;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領導人均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過題詞、講話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華報》先后由李初犁、曹若茗擔任主編。郁文、王輯、張映吾、葉瀾、于敏、劉力夫、吳一摼等為該報編寫人員。主要撰稿人有毛澤東、王明、任弼時、王稼祥、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崗、朱德、陳伯達、寒冰、周揚、丁玲、胡考等,薈萃了中央領導層、延安學術界、教育界、藝術界等多個領域的優秀人才。

  《新中華報》的報道特色

  《新中華報》擁有大量的通訊員。193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的邊區通訊網問題的通知》指出:“延安的黨、政、軍、民、學各機關須由黨支部指定一定數量之同志擔任《新中華報》通訊員。”同時,也有專人負責組織邊區各地工農通訊員為該報寫稿,曾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繆海棱就多次“組織延安機關、學校、工廠、部隊和陜甘寧邊區各縣通訊員為《新中華報》和新華社寫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開通訊員小組座談會,談當前報紙宣傳報道要求和寫作的基本知識”。1940年6月,《新中華報》參加了邊區新聞業務刊物《通訊》的編委會,進一步提升了該報通訊員的思想修養和采訪寫作水平,增強了《新中華報》新聞報道的規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華報》改版之前,版面多有變化,初期為兩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后,定型為四版,逢紀念日還會有增版。第一版有大量針對國內、國際、邊區熱點事件的“社論”“短評”,以及“國際新聞”“抗日消息”“前線抗戰捷報”“要聞簡報”“戰局一覽”“五日國際”“五日時事鮮剖”,主要內容有反映日軍侵華和日本國內動態,介紹抗日戰爭戰況,報道國共兩黨軍隊抗戰戰績,分析國際政治、戰爭形勢。

  第二版載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戰地速寫”“戰地通訊”“老實話”“五日延安”“邊區短訊”“小評”“來件”等欄目,該版內容較雜,分類不定,有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也有對邊區民眾日常工作學習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為邊區內部消息,有“陜甘消息”“特載”“老實話”“邊區短訊”“延安短訊”“讀者來信”等欄目,重點突出邊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發展狀態,展現邊區各項建設成果。

  第四版為副刊,先后開辟有“青年呼聲”“教育”“工人之路”“特區工人”“特區文藝”“邊區文藝”“邊區文化”“國防教育”“動員”“經濟建設”欄目,“青年呼聲”則最具特色,每期的報頭字體均不一樣,吸引了青年兒童的關注。

  “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

  《新中華報》改版以后,“政治責任更加嚴重了”,表現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張等社論專論之增多,將表現在國內國外重要新聞的增加,將表現在對全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業績更廣泛的表揚,將表現在對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抗戰經驗更有系統的介紹,將表現在對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統的反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華報》除延續前期的辦報風格外,報道內容逐步增多,社論、代論、專論、短評、時評、專載、轉載、特載、通訊、特寫、專訪、三日國際、三日戰況、國際簡報、國內要聞、邊區消息、邊區生活、黨內批評、批評與建議、讀者信箱等欄目諸多,其他如選舉運動、憲政運動、生產運動、救國公糧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新文字運動、學習運動、守時運動、防疫運動等特色欄目,皆見諸報端,欄目設置相對固定。

  《新中華報》的中縫,內容豐富。物價變動、衛生科普、代購代郵、尋人訪問、失物招領、離婚聲明、鳴謝啟事、遺失聲明等均時常刊發。此外,售書售物、餐飲住宿、儲蓄收購、金融借貸等廣告也可在中縫找到蹤影。這不僅便利了邊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使該報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另外,《新中華報》每個版面的兩側皆刊有標語口號,以呼應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開展的中心工作。為推廣新文字運動,該報的報頭既有漢字書寫的“新中華報”,也寫有新文字“Sin ZhungXua Bao”,表明該報對新文字身體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學習者對報紙的關注。

  毛澤東評價《新中華報》為“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新中華報》的“好”不僅體現在內容上緊隨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也表現在形式上的靈活性、多樣性、大眾性,更體現在讀者群體的廣泛性、報紙與讀者聯系的密切性。

  《新中華報》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的文件、規定、指示、條例、綱領、黨政軍領導人的文章著述,刊發新聞評論,創辦各類副刊、開設多種欄目,報道典型事例,并綜合運用歌曲歌謠、詩歌詩詞、標語口號、漫畫木刻畫、戲劇話劇、謎語秧歌等大眾化的形式傳播并解讀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的各項政策,版面設置多樣且趣味性、可讀性較強,數量頗多的“聲明”“探訪”等,又為該報增加了濃厚的人情味,新聞報道簡單直白,貼近群眾生活,符合邊區民眾的知識文化水平,因而,讀者覆蓋廣泛,黨政軍民學皆以閱讀該報作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種習慣,說明讀者對該報的關注度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