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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學習
李大釗與《晨報》“勞動節紀念”專號
發布時間:2022-07-06

       1919年5月1日,《晨報》敢為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編輯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和現實意義,號召中國工人階級與國際勞動組織接軌。

  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總編輯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19年5月1日這天的《晨報》,是中國報紙第一次出專號紀念“五一”勞動節(龔育之《中國二十世紀通鑒》)。專號一共刊發了5篇文章,發在頭題的是署名“淵泉”的《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淵泉即陳溥賢(1891―1957),字博生,筆名淵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人,中國著名報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早稻田大學經濟系。1916年回國,和李大釗一起進入了《晨鐘報》社任編輯,后任《晨報》總編。

  在李大釗的協助下,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以“淵泉”為筆名撰寫了《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撰寫的時評《各國要承認列寧政府了》,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的真實含義。

  陳溥賢在《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中指出:“人類在社會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權利。第一是生存權。第二是勞動權。第三是勞動全收權。我們人類能夠有這三種的權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能夠保障這三種的權利,才算是完全的社會。所以我們要想做一個真正的人,非得這三種的權利不可。我們要得這三種的權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會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非使我們的勞動者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別指出,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我們所說的勞動者,不是專指身的勞動者而言,心的勞動者當然也在這個范圍以內。”他號召“身心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做社會的中堅,發揚光大新社會的新文化,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豈不是我們大大的幸福嗎!”

  發在專號第二條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節MAYDAY雜感》,守常是李大釗(1889—1927)的字。他在《五一節MAYDAY雜感》中指出:“(勞動節)是世界工黨第一次舉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經典頒布的日子!”他熱情洋溢地說:“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歡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幾個工人,就多有幾個人歡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覺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樣的歡喜!”李大釗充滿希望地預見:“我們中國今年今日,注意這紀念日的人還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馬克思的誕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誕生百年的誕生日,也是世界的勞工共和國的誕生日。我們應該紀念這個五月,紀念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誕生的人物,紀念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創行的典禮,更紀念這一九一八年誕生的世界新潮。”

  專號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對于勞動節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別名涵廬、夢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讀書好學,1912年自費留學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經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并協辦《每周評論》。

  高一涵在《對于勞動節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產生的勞動節,在我們中國必定也要得一個結果。二、這個勞動節的結果,比十八世紀末期革命的結果,必定要來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會平等:“勞動者和資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參與的資格,社會生計上的不平等,未嘗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機會,使之歸于平等。”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現在雖然掛了塊“民國”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沒有解決平等問題,實在沒有解決勞動問題。他說要想實現平等,“就應該順應世界的潮流,因勢利導,從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機會,才有平穩進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紀之大問題》。文中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有一場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上的貧富不均,而貧富不均是由私有財產、私人企業造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是要廢止這種社會制度,“是要把全國所有的田地、工場、礦山機械、鐵路船舶等一切生產要具,概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直接管理經營。”他描繪理想中的社會制度是人盡其才,或種田,或做工,或教書,或當官,或當記者,或當演員,各司其職,只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這種社會制度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指出,中國“不是從前閉關時代的狀態,這種風潮,不久也要飛奔過來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飯碗問題》。文章說,中國的工人、農夫、平民的飯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們吃的是雜糧、菜根、樹皮,甚至是泥。他們出了大力,吃了大虧,卻能逆來順受,相安無事。這就是中國的特別國情。作者怒問道:“這樣的國情,可以長久嗎?可以相安嗎?可以不謀改良嗎?”作者指出:“現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來,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腦筋的人,大家出來研究研究,早點想個法兒,免得河翻水濫,措手不及呀。”

  《晨報》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社會改造運動等,曾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特殊貢獻。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后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閻錫山操縱再度出版,改名《新晨報》。閻錫山撤出北京后,恢復《晨報》報名。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后,《晨報》依附南京國民黨政府,抗戰勝利前夕停刊。

  (作者系臺兒莊戰役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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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與《晨報》“勞動節紀念”專號
發布時間:2022-07-06

       1919年5月1日,《晨報》敢為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編輯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和現實意義,號召中國工人階級與國際勞動組織接軌。

  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總編輯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19年5月1日這天的《晨報》,是中國報紙第一次出專號紀念“五一”勞動節(龔育之《中國二十世紀通鑒》)。專號一共刊發了5篇文章,發在頭題的是署名“淵泉”的《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淵泉即陳溥賢(1891―1957),字博生,筆名淵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人,中國著名報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早稻田大學經濟系。1916年回國,和李大釗一起進入了《晨鐘報》社任編輯,后任《晨報》總編。

  在李大釗的協助下,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以“淵泉”為筆名撰寫了《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撰寫的時評《各國要承認列寧政府了》,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的真實含義。

  陳溥賢在《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中指出:“人類在社會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權利。第一是生存權。第二是勞動權。第三是勞動全收權。我們人類能夠有這三種的權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能夠保障這三種的權利,才算是完全的社會。所以我們要想做一個真正的人,非得這三種的權利不可。我們要得這三種的權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會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非使我們的勞動者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別指出,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我們所說的勞動者,不是專指身的勞動者而言,心的勞動者當然也在這個范圍以內。”他號召“身心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做社會的中堅,發揚光大新社會的新文化,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豈不是我們大大的幸福嗎!”

  發在專號第二條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節MAYDAY雜感》,守常是李大釗(1889—1927)的字。他在《五一節MAYDAY雜感》中指出:“(勞動節)是世界工黨第一次舉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經典頒布的日子!”他熱情洋溢地說:“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歡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幾個工人,就多有幾個人歡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覺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樣的歡喜!”李大釗充滿希望地預見:“我們中國今年今日,注意這紀念日的人還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馬克思的誕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誕生百年的誕生日,也是世界的勞工共和國的誕生日。我們應該紀念這個五月,紀念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誕生的人物,紀念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創行的典禮,更紀念這一九一八年誕生的世界新潮。”

  專號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對于勞動節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別名涵廬、夢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讀書好學,1912年自費留學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經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并協辦《每周評論》。

  高一涵在《對于勞動節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產生的勞動節,在我們中國必定也要得一個結果。二、這個勞動節的結果,比十八世紀末期革命的結果,必定要來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會平等:“勞動者和資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參與的資格,社會生計上的不平等,未嘗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機會,使之歸于平等。”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現在雖然掛了塊“民國”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沒有解決平等問題,實在沒有解決勞動問題。他說要想實現平等,“就應該順應世界的潮流,因勢利導,從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機會,才有平穩進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紀之大問題》。文中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有一場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上的貧富不均,而貧富不均是由私有財產、私人企業造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是要廢止這種社會制度,“是要把全國所有的田地、工場、礦山機械、鐵路船舶等一切生產要具,概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直接管理經營。”他描繪理想中的社會制度是人盡其才,或種田,或做工,或教書,或當官,或當記者,或當演員,各司其職,只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這種社會制度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指出,中國“不是從前閉關時代的狀態,這種風潮,不久也要飛奔過來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飯碗問題》。文章說,中國的工人、農夫、平民的飯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們吃的是雜糧、菜根、樹皮,甚至是泥。他們出了大力,吃了大虧,卻能逆來順受,相安無事。這就是中國的特別國情。作者怒問道:“這樣的國情,可以長久嗎?可以相安嗎?可以不謀改良嗎?”作者指出:“現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來,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腦筋的人,大家出來研究研究,早點想個法兒,免得河翻水濫,措手不及呀。”

  《晨報》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社會改造運動等,曾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特殊貢獻。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后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閻錫山操縱再度出版,改名《新晨報》。閻錫山撤出北京后,恢復《晨報》報名。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后,《晨報》依附南京國民黨政府,抗戰勝利前夕停刊。

  (作者系臺兒莊戰役研究會副會長)